1959年的人民大会堂与2007年的国家大剧院同样位于天安门广场核心位置,一个是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一个是改革开放20年的新十大建筑之一,两者在国人心中都意义重大。然而两者差异之大远远超出了近半世纪中国人民的想象。
人民大会堂代表了建国后新民族风格的最早尝试,是由中国自己培养的设计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张镈教授主持设计的,是一项由国家指定设计人选和施工单位实施的献礼工程,完全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自行设计、施工,1958年10月动工,集中了当时全国各地的建筑材料,建筑工人加班进行建设,仅仅用了10个月就完成了从设计图纸到从内到外所有装修及设备的安装调试。
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却是经过两轮竞赛3次修改,历时1年3个月,来自10个国家的36个设计单位参赛,先后有69个方案参加评选。经过反复筛选、论证,并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最终选定的法国方案,施工单位也由招标方式选定。他的设计师是法国的保罗·安德鲁 。其间由于以建设部周干峙、清华大学吴良镛院士为首的几十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请求重新论证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已动土开挖的大剧院工程还因此暂停一段时间。1998年4月立项,建设工期4年。到现在关于国家大剧院的争论还在继续。
有趣的是,这两个建筑景观在天安门广场上默默相对,行人完全可以在中间感受二者给人的巨大冲击。
告知我们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建筑景观演变后面的意识形态的更新:
1、政治意识更加趋同于民主
2、认同审美的多样性,尊重设计师的个性与功能结合
3、更加尊重施工的科学性
4、更接纳国际化的开放的竞争
它们在对话……
其一、建设背景
人民大会堂总设计师张鎛说“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中国的‘大跃进’之风已经鼓动起来,而中苏关系却趋于恶化。赫鲁晓夫在自夸其‘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同时,大肆攻击中国的大跃进搞糟了,‘穷得没有裤子穿’。因此当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时,提出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有所突破,要搞几个经典工程,向世界证实中国的新面貌。‘十大建筑’的兴建,就这样桩提出了,并被放置在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
建设国家大剧院是几代人的心愿,最早是周恩来总理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而1998年4月国务院方正式批准立项。改革开放十几年后在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时期才筹集专款立项修建的。
其二、设计思路
还有一种在设计界普遍忽视的对比,人民大会堂所谓的民族风,其运用的建筑元素却是在苏式模式下加上一个大屋檐形成的,其根本还是一个对西方建筑景观的模拟;而国家大剧院却是一个外国人凭着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提取中国元素结合现代科技形成的独特外形的建筑景观。
安德鲁说,“天安门广场上,不仅有天安门城楼、紫禁城等古建筑,也有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现代建筑,原来的风格已经变了,政治性很强。新世纪里再在这里建一座有强烈文化象征的建筑,是需要勇气的。我很佩服专家委员会的勇气和开放的眼光,通过和他们的交流,现在的设计比我过去想到的实际上走得更远、更丰富。”
“我的设计为天安门广场添了一些水,可以起到改变人们生活环境和景色的作用。大剧院的水下入口是我的得意之作,也是我设计中的重要部分。我要让人们有这样的感觉:首先,要让人们有进入到这个‘壳’里去发现什么的愿望;而当你从水下进入这一艺术殿堂的时候,你马上就明白了,这与你去购物中心不一样,与你去参观历史古迹也不同,这里全改变了,你的精神要有所变化,你要有一些新鲜的感觉。这是一个有梦幻色彩的地方,你应该为此有所改变。而通过这样一个抽象的、简单的、梦一样的入口,进入到大剧院里面之后,又应该让人感到生命、活力、丰富和魅力无穷。还有,大剧院应该是人们常来常往的地方,不一定每次都是为了来看戏或听音乐会,也应该是一个值得参观的地方。”
虽然,设计师一个是中国自己的,一个是纯粹的法国人,设计的思路却是反差如此之大。引人深思。
从建筑的设计思路来讲,大会堂大部分是领导人的旨意、政治上的要求。是 “献礼工程”。有资料显示,这其中多半是周恩来的意见。张镈曾说:“人民大会堂中的重点是万人大礼堂。当工程进入到万人大礼堂设计时,我们遇到的难题是如何处理好这偌大的空间,如何体现艺术风格。”对此周恩来总理谈了他的观点和看法:“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很远。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诗句是对在水连天、天连水的环境的描写,应该是一种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和满天星斗方面出发去作抽象的处理?”为能表述得更清楚,周总理边说边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不时地还用铅笔勾画一番。这些给建筑师诸多启发。由于人民大会堂优质的设计,在大会堂完工开庆功会时,张镈应邀参加庆功会,并被安排在周总理坐的主宾席上,周总理过来敬酒时,对张镈说,我很满意,给你们打个五分!
这些可以从大礼堂的设计中得见一斑:“礼堂平面呈扇面形,坐在任何一个位置上均可看到主席台。一层为代表席,每个座位均设有12种语言的译意风及电子表决器,代表们可即席发言或表决。二、三层的每个座位中则装有小喇叭,均可清晰听到主席台 的声音。礼堂顶棚微微窿起,其与墙面呈圆弧型,形成“水天一色,浑然一体”之势。顶部中央饰有巨型红色五星 灯,周围点缀有馏金的70道光芒线和40个葵花瓣,三 环水波式暗灯槽,一环大于一环,象征中国革命从胜利 走向更大的胜利。整个顶棚纵横密布有500个满天星灯,灯火齐明,宛如“众星捧月”,蔚为绚丽壮观。”
诚然,人民大会堂本来就是中国政治的中心,理应体现政治上的含义,但是,这些含义被过多的领导人的理解所操纵,缺失了设计者的思考,所以严格的讲,这是一座领导人设计的建筑。
国家大剧院可能也有类似的过程,但是它最重要的形式和功能设置还是依照了设计者的初衷。这一点可以说超越了所有对它怪异外形的批判。
国家大剧院位于北京市心脏地带,西长安街沿线,与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相邻,占地面积11.8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1.75万平方米(包括地下车库近4.66万平方米)。国家大剧院中心建筑为独特的壳体造型,高46.68米,地下最深32.50米,周长达600余米。壳体表面由18398块钛金属板和1226多块超白玻璃巧妙拼接,营造出舞台帷幕徐徐拉开的视觉效果。壳体周围是面积达3.55万平方米的人工湖及由大片绿植组成的文化休闲广场,不仅美化了大剧院外部景观,也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理念。
国家大剧院北入口与地铁天安门西站相连在入口处设有售票厅,走过波光粼粼、梦幻仙境般的80米水下长廊,从橄榄厅乘扶梯而上便进入了大剧院内部的公共大厅,三个专业剧场展现于眼前:中间为歌剧院、东侧为音乐厅、西侧为戏剧场,三个剧场既相对独立又可通过空中走廊相互连通。歌剧院2079席(不包括乐池),主要演出歌剧、舞剧等;音乐厅1859席(包括合唱区),用于演奏大型交响乐和民族乐;戏剧场957席(不包括乐池),以上演戏曲、话剧等为主。
其三:风格
气魄宏大、宽广明快、富丽堂皇可以说是人民大会堂风格,风格浪漫、美轮美奂可以说是国家大剧院的写照。两者都花费不菲。除却各自用途上的区别,风格上,两座建筑的气质迥异也体现了审美的区别:是追求华丽的表面的装饰还是体现材质本身的美;是追求装饰材料的高贵不凡还是用好材料体现构思。其实这才是设计与伪设计的区别。
其四:评价
人民大会堂建成后获得一致好评,得到了许多荣誉。二OO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将人民大会堂建筑已经被批准列入《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国家大剧院从方案选定开始到建成至今,争论不断,反对之声来自四面八方。
一个真正的艺术品,也许都是在争论中开始,在历史中慢慢得到承认的。比如凡高的画、比如埃菲尔铁塔、比如卢浮宫前的“金字塔”……艺术往往是要超越普通人现时的审美观的,而建筑艺术更是需要在从图纸变成现实后,由观众亲身体会之后才能最后品评的。我的一位老师以前也是国家大剧院方案的强烈反对者,当剧院建成,他亲眼见到这座建筑,他说:这确实是一座伟大的建筑,让人过目不忘,也让人留连忘返。也许,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从很多方面反对,也许这个建筑本身确实有很多弱点,就像悉尼歌剧院,但它肯定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是一个让北京脱离了“新民族风”的真正的现代建筑。这个意义才是一个兼收并蓄、开放的国际化的北京的形象。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对这种国家性质的大规模建筑的品评议论,恰好是设计界最需要的外部环境。反对声论及设计师安德鲁的历史问题、资历问题、选用外国设计师涉及的民族自尊心的问题、以及对高昂的造价的担忧、在天安门附近搞一个现代风格建筑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现有方案不是一个纪念碑式的建筑物、设计太现代,其外型奇特,又采用新型的建筑材料,给施工带来难题、整体位于水下,安全问题难以解决等等。这些问题可以在老百姓口中谈论就是一个大的进步,至少这些声音是发自对建筑的关注,可以让整个过程变得透明。一个社会是否有民主,其成员是否有权力、有勇气批评政府是重要的标志。大型公共建筑先不说优劣,它至少首先是公众的,是供公众使用的,政府是一个监管者而已。政府这种角色的确立对我国以后的公众建筑修建非常重要。
其五:民族的、世界的?
所有对国家大剧院的非议如果对比人民大会堂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外形太奇特,没有中国味道。其他都是由这点引出的。这可以引出一个大问题——建筑艺术一定要先是民族的再是世界的吗?
从中国的建筑发展看来,明清以前中国的建筑一脉相承的,因此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建筑样式。新中国建立以来,顺从前苏联的样式加上一个大屋檐形成了怪异的“新民族风”样式,中不中西不西的覆盖全国。再到七八十年代,大搞基建,为进度和节约的考虑,全国兴建了大量的四方盒式的建筑、玻璃楼,弄得全国每个城市都大同小异。民族的我们并没有坚持住。有一段时间大家崇尚欧式,于是全国都是些似是而非的欧式建筑。到九十年代,建筑师开始有意识地跟上国际步伐,开始有了一批有一定个人风格的建筑作品。中国火红的建设规模也吸引了大量国外的建筑师前来,他们带来了新鲜的风格和新颖的建筑技术。这些让国内的城市开始有些现代的气息了。好像民族性也没有被提及,建筑和景观始终按照功能和甲方的意志在生长着。
建筑艺术的民族性到底在哪里?
我个人以为,建筑和景观艺术首先是功能的艺术,然后是美的艺术。所谓民族性并不是每每必须提及的。这里强调民族性实质是不自信的表现。现代的生活除了人们生活早已完全不同以往,中国以往的建筑格局早已无法处处体现以外,现代建筑要体现的是现代的人们功能之外的精神需求,这是国内外通行的美的法则。
中国人的建筑不是要在现代建筑技术之上加上一个古式的外壳,而是在空间、功能和外部体态上体现中国人的心理特质。从中国传统群体伦理本位文化到五四时期的个体本位文化再到近年来的功利文化,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心态始终是在与外部文化抗衡。如果说群体伦理本位文化以等级和秩序来维持这个世界的稳定和平安,在一切方面都以守成为目标,习惯性的以保守旧的事物畏惧新的事物为思维模式,那么五四个体本位文化则是以求新求异反抗任何形式的外在束缚,要求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地实现人按照内心情感的真诚来生活的理想。群体伦理本位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它必以金字塔型等级秩序,以老人、以群体为中心,而个体本位文化则以创新、求变、以青年、以个体为中心。如今的文化功利心又太重,似乎课题、成果、项目是研究的目的和动力,动辄创立了新理论、开拓了新领域,这样的文化研究和大众心理很难说是值得提倡的吧?
近百年中国深受西方现代“进步论”(或社会进化论)蛊惑,而背负的深重的文化自卑感!中国文化是一种“和”的文化,道家与天和,儒家与人和,佛家与己和,代表了极高明的智慧。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对中国文化自尊自信的“民族情感”,而不是受“进步论”蛊惑的文化自卑的“民族情感”。
新中国以来的建筑和大部分艺术都沉溺于顺从或反抗政治意识,民族性更多地被误解为中国样式,这形成了新的枷锁,导致艺术和设计在技术上一步步进步和精细,在思想上却甚至赶不上五四时期。其中深层的原因也许是中国缺少真正的知识分子——有独立人格和独立经济能力的思考者。这些阴影同样笼罩在设计界。设计还很少真正成为有个性的事成为有思想的实体,所以它总是带着领导的意志和大众的喜好,因此它也总是流行的跟从者而非“有意味的形式”。
或许历史会证明国家大剧院是失败的建筑,但我依然可以说,它实在是中国现代建筑艺术史上难得的纯粹建筑的代表。它体现了中国气度也有一定的中国意味——它的外形暗合天圆地方、它的入口设计含蓄、空间简洁大度、整体感觉诗意唯美。
人民大会堂到国家大剧院的距离实则也是中国文化走向自觉的历程。
我们不仅要具备吸收和改造外来文化艺术的能力,还要具备接受外来文化艺术吸收和改造的能力,也就是汇入世界文化艺术潮流中去,但又能保持自身民族文化艺术品格的能力。在「全球化」日益严重的今天,西方和东方,世界和中国早已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一元化」成为不可抗拒的大趋势,日趋「一元化」的同时,「多元化」仍顽强地存在。即使是在西方现代文化当中,也依然保持多元的结构。中国设计文化的特质不在外表的中国样式的描摹,而在于必须形成我们特有的开放的现代的文化品格。
中国设计文化的特质不在外表的中国样式的描摹,而在于必须形成我们特有的开放的现代的文化品格。开放的、现代的文化品格不仅意味着对外来文化、异质文化的相容并包,全方位地借鉴,也要求民族文化内部的开放,容许内部不同艺术追求的自由、平等讨论和发展。「定于一尊」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如果我们不改变百余年来几乎是根深蒂固的「中西二分」模式和「中西对立」观念,还在「民族与世界」之争、「传统与现代」之争辗转反复,始终走不出「西化」和「反西化」的历史回圈,中国文化艺术在新的世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想便难于实现。
二十世纪中国设计界经历向西方学习,经历中西文化艺术从冲突到调和到超越的历史进程,「西化」与「反西化」的潮流历史反复出现,虽然存在时间长短不一,潮流冲激的广度与深度也不尽相同,影响却十分深远。对主张向西方学习、掀起「西化」潮流的先辈我们表示敬意,对主张坚持民族立场、以民族文化来对抗「西化」的「反西化」的先辈我们表示敬意,历史的经验,吸取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历史,不再重蹈先辈的覆辙,让我们以宽阔的胸襟和广大的情怀,超越「西化」和「反西化」的对立,走出「西化」与「反西化」的历史回圈,心怀开放的、现代的文化品格大步迈向中国现代设计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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